长征革命遗址、遗迹

若尔盖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集中经过的主要地段，境内革命遗址遗迹众多。20世纪80年代，阿坝州第一次普查全州革命遗址，若尔盖县重点确定巴西会议会址、包座战斗遗址两处遗址。后县委党史研究部门潜心翻阅大量历史文献、回忆录等材料，深入当年红军长征集中经过的巴西、阿西、求吉、包座等乡的村寨、古道及寺院经堂，考证出文物价值很高的革命遗址。其中，全国重点文物2处（巴西会议会址，4个点；包座战斗遗址，5个点），省级文物3处（周恩来旧居、苟均桥、中共西北局求吉寺会议会址），州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有可移动革命文物193件，其中一级文物1件。

1.大草地：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集中经过的地方

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松潘毛尔盖出发，行军序列为：三十军、一军、前敌总指挥部、中革军委纵队、四军、红军大学、三军；经腊子塘、分水岭、后河，到达大草地。 

“大草地”为红军史料记载的地名，当地称夏热塘，是当年从松潘进入草地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军主力之一军、三军及中央主要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随右路军行动，这条过草地的行军路线习惯上称为中央红军过草地的路线。“大草地”今称镰刀坝（包括今红原县色地坝），位于若尔盖县与红原县和松潘的交界处，国道213线从中穿过。

1935年9月中旬，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之红四军、三十军等受张国焘指挥，第二次过草地时再次经过这里。1936年7月下旬，在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过草地北上（左纵队：从甘孜东谷→日清沟→唐牙→西穷寺→壤塘（另一部经班玛）→阿坝→贾洛→箭步塘→嘎曲河→阿木柯河→色既坝→镰刀坝→包座；中纵队：炉霍→将达→牛角沟→昂柯→木土柯河→壤塘→萨玛→沙湾→安坝→葛沟→查理寺→嘎曲河→上壤口→龙日→色既坝→镰刀坝→包座；右纵队：丹巴→宗化→绥清→周山→松岗→卓克基→马塘→刷经寺→亚克夏山→黄花→毛儿盖→色既坝→镰刀坝→包座。）

其中，中纵队由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四军十二师、独立师、红军大学、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七团组成，由徐向前指挥，先后经大草地、马蹄子折向包座沟。大草地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集中经过的地方，是开国领袖、九大元帅和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保留革命火种的大草地，也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牺牲人数最多的地段。

大草地（镰刀坝）

2.小森林：草地宿营地

“姜冬”为藏语音译，“柳树”之意，红军长征史料中称“小森林”，是长征过草地途中一处重要的宿营地。

1935年8月18日至24日，右路军在7天7夜的草地行军中，连绵阴雨，沼泽遍布，草地中的一大片灌木（柳树林，俗称红柳），成为红军将士草地行军途中一块难得的宿营地，也是过草地最艰难的地段之一。

一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卢进勇从树林中钻出来——这是长征途中经典故事《七根火柴》的典型场景。

在1935年红军过草地的途中，小森林就是当时的姜冬，是红军过草地的必经之路。《七根火柴》描写长征过草地途中，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掉队的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祥地闭上了眼睛。《七根火柴》小说主人公“无名战士”由无数红军战士艺术加工而成，但他也是有现实原型的。杨成武将军在其回忆录《向草地进军》中，就讲述了17岁的小宣传员郑金煜不凡的事迹。红军在荒无人烟的草地艰难行走，这里到处是沼泽，气候变幻莫测，无数的战士长眠于此。七根火柴，七颗火种，燃起了战士心中的希望。长征将士们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众多无名战士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成就了滚滚铁流，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带向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七根火柴，燎原中国！

小森林

3.班佑：草地第一村

1935年8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从松潘毛尔盖进入草地到达这里，见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佑。因而，班佑村在长征史上享有“草地第一村”的美誉。

1935年8月25日至26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班佑村。当时班佑村约有70多户人家，属草地部落比较大的一个村寨。村里牧民大部分到夏秋草场去远牧，少数老弱病残者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跑了。毛泽东等中央部分领导在班佑寨牧民的冬季定居房（牛粪糊制的房子）中留宿。由于人多房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中。班佑寨也是1935年右路军过草地的最后一站。

1935年9月9日“巴西会议之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以后，右路军中的红四军、红三十军、前敌总指挥部、红军大学等从包座、求吉、巴西返回班佑寨二过草地南下。1936年7月初，在甘孜会师后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1日至5日，红军主力全部在川甘边界的包座、求吉、班佑一线集结。

班佑寨是红军长征三过草地的集结地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均在这里留宿、集结，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重要纪念地之一。

草地第一村——班佑

4.班佑贡巴龙战斗遗址

贡巴龙是藏语音译，“贡巴”是寺院之意，“龙”即山沟，是早期班佑寨修建寺院的一个备选地。后经打卦修至今巴西，即现在的巴西班佑寺院。

红军长征过草地除了受恶劣的大自然的困扰，途中还不断遭受当地不明真相、受国民党蛊惑的草地藏兵的袭扰。叶剑英、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的红三十军经过六天的草地行军，于1935年8月23日到达班佑地区，在班佑寨南面的贡巴龙山遭到了由班佑土官泽旺扎西率领的草地十二部落千余名藏骑兵的阻击。驻守松潘的胡宗南很快得知红军已跨越松潘草地、威逼包座七房，立即命令其主力四十九师于8月25日从松潘漳腊向包座、求吉松(潘）甘（肃）要道增援。班佑贡巴龙战斗打响，拉开了包座战斗的序幕。

班佑贡巴龙战斗遗址 

5.阿俄垭口战斗遗址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期间，曾数次侦探松潘通往草地阿坝、阿西、郎木寺的路况。1935年8月24日晚，到达班佑寨的红军先头部队搜索小分队，在班佑村通往巴西的便道上（阿俄垭口）与国民党的一部分警戒部队接火。这一小股国民党兵意外地将红军引向巴西农区，使右路军在班佑寨结束了已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继续走草地的征程。

阿俄垭口战斗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因红军小分队仓促应战，红军失利；前敌总指挥部掌握这一信息后，立即组织战斗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向巴西方向推进，国民党守敌及其组织的藏兵不战而溃。

阿俄垭口战斗打通了红军通往巴西农区的通道，对于当时极度缺粮的红军将士来说，翻过阿俄山，就意味着越过了一道生死线。

阿俄垭口战斗遗址

6.班佑寨毛泽东居所遗迹

据史料记载，1935年8月26日下午，随右路军行军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佑寨，住进了一间牛粪糊制的屋子。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说：牛粪可以作为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毛泽东在班佑村牧民的冬季定居房中度过了草地生活的最后一夜。

众多过班佑草地的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一样，均在班佑寨留宿过夜。比起连日在水草地宿营，能遮风避雨的班佑牛粪屋为红军将士遮挡着草地秋日的寒风，年轻的红军战士将班佑牛粪屋戏称为“大使（屎）馆”。留宿班佑牛粪屋的体验，成为当年许多红军将士一生中难以忘记的草原生活经历。

红军在班佑寨住过的“牛粪屋”

7.班佑热曲河岸七百英烈牺牲遗迹

1935年8月底，右路军长征过草地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担任后卫。由于草地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红军队伍装备简陋，许多战士因饥饿、疾病而掉队。

彭德怀率红三军进驻阿西牙弄寨休整，命令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王平带上刚刚筹集到的粮食，率领一个营的兵力返回班佑草地，迎接滞留在班佑热曲河岸的掉队人员。

据王平回忆:

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到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拉下。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

这是在长征过草地的众多回忆录中，党史记载非战斗性减员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处。

班佑热曲河岸七百英烈牺牲遗迹（胜利曙光）

8.巴西班佑寺筹粮会议会址

右路军经过艰苦的草地行军，粮食消耗殆尽。与草地仅一山之隔的巴西班佑寺院附近的几个部落属于高原农区，正值粮食收获季节，整个巴西地区（当时称为包座七房，有7个部落）近78个自然寨成为红军走出草地补充粮食的第一站。

红军在雪山草地期间，部队严重缺粮，粮食给养问题始终是困扰部队生存的第一大考验。为了有效地筹集粮食，红军总政治部在1935年7月3日颁布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7月8日，军委及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具体指明筹集方法；7月18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对收割麦子、青稞的事宜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百姓都逃避了，红军一般都采用打借条、付苏维埃纸币、写借牌等方法进行筹粮。红军在巴西地区筹集粮食的基本方法都遵照以上规定。

8月29日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在巴西班佑寺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集11.29万斤粮食，并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三个筹粮区。

巴西班佑寺筹粮会议会址

9.巴西会议之一：班佑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址

1935年8月底，右路军过完草地到达巴西农区，与草地仅一山之隔的巴西地区成为红军走出草地补充粮食的第一站。包座战斗结束前，前敌总指挥部、中央书记处、军委纵队等均驻扎在巴西班佑寺。

193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院大经堂内召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 会议议题：近期尽可能出一至两期《干部必读》；由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建设、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等材料；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担任宣传委员；

此外，会议研究青年团的问题。

巴西会议之一：班佑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址

1935年9月2日，前敌总指挥部和党中央在班佑寺院大经堂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会上毛泽东就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做了报告，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

巴西会议之二：班佑寺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 

11.巴西会议之三：阿西牙弄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

1935年9月初，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8日晚在牙弄村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会议决定联名发报给张国焘，劝说他执行中央北上方针，通过由毛泽东拟就的电文《周恩来、洛甫等关于目前红军行动问题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分别从地形、经济、环境、敌情、形势等方面阐述北上的优势。

巴西会议阿西牙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是自红一、四方面军自懋功会师后，双方高级将领共同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巴西会议之三：阿西牙弄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 

12.巴西会议之四：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8月底，担任后卫的彭德怀率红三军走出草地，三军军部即驻扎在阿西牙弄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军军部首脑机关设在牙弄经堂。

9月9日毛泽东从叶剑英那里得知“九九电报”后，与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潘州方向赶到牙弄村，连夜在牙弄经堂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等。由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要其北上已不可能，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红三军、中央军委纵队星夜秘密先行北上（林彪率领红一军于9月5日离开巴西，当时已抵达俄界）。

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促成了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脱险，中央红军从这里迈出了北上陕甘的步伐，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紧急会议也是巴西会议的核心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巴西会议之四：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

13.包座战斗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8月底红军准备北上，国民党胡宗南部在川西北的防线以求吉一线为重。红军过草地前，国民党廖昂补充旅康庄团部及其三个营的兵力在牙弄路口、卓藏、潘州、甲基、嘎哇、求吉寺、下黄寨、达金寺等处修有碉堡工事，严加把守。红军右路军先头战斗部队由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冲锋团二六八团担任。8月25日，红军用一个团的兵力与国民党驻军康庄团二营五连、张莱孝游击支队及其纠合的当地藏兵在牙弄路口展开了激战。经过一天的战斗，红军攻占了路口据点，并趁胜占领了牙弄寨，为刚出草地的红三军（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长征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在巴西地区筹粮、休整奠定了基础。

包座战斗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14.包座战斗嘎哇寨战斗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嘎哇寨地处松（潘）甘（肃）通道，今若九公路边，紧临求吉寺院，距甘肃迭部县境仅10千米。

1935年8月28日，退守嘎哇寨的国民党守敌凭借百姓住房厚实的土墙和精良的武器疯狂阻击红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六五团从寨子后山向敌人进攻。上午10时许，敌机飞来助战，对求吉地区红军的阵地进行轰炸。敌机飞走后，前敌总指挥部发起总攻令，两团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冲下山。敌人眼看抵抗不住，便放火烧了寨子，嘎哇寨顿时成为一片火海，被红军攻克。敌人撤向求吉寺院工事。前敌总指挥命令红三十军的两个团回击阿西茸一带的残敌。

嘎哇寨战斗使红军明确了敌人在这一线的兵力部署和阻击意图，总指挥部制定出了“围点打援”的战役计划，迅速调兵遣将，投入到更加激烈、残酷的战斗中。

包座战斗嘎哇寨战斗遗址

15.包座战斗求吉寺战斗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求吉寺院是安多藏区萨迦派寺院的中心寺，坐落在求吉给嘎山下，规模宏大，其大经堂俗有“百柱大厅”之称。

给嘎山的通道属松（潘）甘（肃）古道的咽喉部位，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包座战斗“围点打援”战术的实施中，“围点”战以求吉寺战斗最为惨烈。嘎哇寨被红三十军一部攻克后，总指挥部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撤出战斗，立即向上包座疾进，攻打求吉寺的任务交与刚刚走出草地到达求吉地区的红四军完成。8月29日，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受命坐镇后，命令十师向敌守军发起进攻。

敌康庄在1935年8月23日率补充旅二团主力进驻求吉寺院，进行了充分的固守准备，在寺院囤积了大批粮食、物资，凭借寺院坚厚牢固的院墙作工事，组织敢死队拼死抵抗，红十师组织了多次进攻均未奏效，伤亡很大。战斗中师长王友钧身先士卒，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上向敌人扫射，不幸中弹牺牲。此后，红军一直将残敌围在寺院大经堂内，直到9月中旬红四军、三十军受命南下时主动撤围，余敌才幸免被歼。

求吉寺战斗的胜利，使红军在敌援军未到以前率先占领了松（潘）甘（肃）要道之咽喉部位，控制了出川北上的道路和桥梁。

包座战斗求吉寺战斗遗址

16.包座战斗达金寺战斗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包座位于若尔盖县东南、松潘以北之包座河畔，有上、下包座之分。松（潘）甘（肃）茶马古道，北出黄胜关、两河口，经狼家岭穿行于包座河岸之山谷中，上包座达金寺、求吉之求吉寺适扼其冲。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胡宗南纵队进驻松潘后，松甘茶马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为保粮道，更为切实地阻截红军北上，胡宗南在求吉寺、达金寺均设有兵站。

达金寺守敌为康庄补充旅二团第二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受命于1935年8月29日向守敌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一夜，歼敌一个连，敌营长带亲信数人东逃。

8月31日晚包座战斗结束时，躲避在达金寺内的敌人趁烟雾逃跑之际，将囤积在达金寺翁玛仓内的粮食放火燃烧，红军攻占后迅速扑救，抢出了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为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将士解决了补给的燃眉之急。

达金寺战斗是包座战斗“围点打援”战中最后一个“围点”战斗，为包座战斗的最后胜利起到铺垫作用。

包座战斗达金寺战斗遗址

17.包座战斗上包座主战场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包座乡上包座松甘古道之河岸。包座战斗主战场是包座河岸6—7华里的原始森林区，战斗以阻击围歼胡宗南援军49师为主。

胡宗南于1935年8月24日得知红军已占领班佑寨的电报后，即于25日令其主力四十九师由松潘漳腊出发，增援包座、求吉以“防匪北窜”，并将军情电告蒋介石。8月27日，蒋介石在峨嵋山亲拟电令致胡宗南：“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得之机。”30日，胡宗南又令其李铁军第一旅向包座增援。

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23岁）、政委李先念（26岁）将八十八师与八十九师编为两个梯队，除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消灭达金寺守敌外，其余主力均隐蔽于原始丛林中待机打援。

8月31日下午3时10分，红三十军向敌四十九师发起总攻，顿时六、七里长的整个战场成为一片火海。根据敌兵力配置和包座河岸的地形条件，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对敌实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命令八十八师的冲锋团二六八团从正面插入河西岸敌南部两团之结合部，夺取包座桥，切断东西两岸敌军的联系，将敌分割为三。

歼敌援军的激战历经8小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包座战斗取得了全线胜利。

包座战斗上包座主战场遗址

18.求吉王友钧烈士墓

王友钧（1911—1935），湖北省广济县人，中共党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军军部特务队当战士、班长、队长。1932年10月，率特务队担任前锋，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6月，调任红四军十师师长。8月29日，于包座战斗求吉寺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王友钧烈士身经百战，功绩卓著，擅长打夜战，是全军有名的“夜摸将军”。在求吉寺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将机枪架在警卫员肩上向敌人扫射，掩护战士冲锋，不幸中弹牺牲，和众多红军战士一起为打开北上通道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友钧是红军在雪山草地间，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将领。

王友钧烈士墓

19.包座战斗俄若塘庆功会场遗址

位于上包座俄若塘。

包座战斗胜利结束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三十军各部在上包座俄若塘一带休整。1935年9月7日，参战部队在俄若塘寨子前的大坝子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前敌总指挥部的主要领导就座；庆功大会上给参战部队分别授予了奖旗，散发了包座战斗捷报，并举行了文艺演出，军部文工团的人员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等也从巴西赶来参加演出。

俄若塘庆功大会是红军在雪山草地唯一一次盛大的军事庆功会，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包座战斗俄若塘庆功会场遗址

20.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

潘州是阿坝州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潘州古城最早出现在汉朝，土城始建于宋徽宗三年（1104）年，经历了810多个春秋寒暑；今为若尔盖县求吉乡的一个自然寨，称潘州寨。

1935年9月3日，继包座战斗胜利后，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中央书记处、干部团等从巴西班佑寺搬至潘州寨及其附近，当时潘州寨只有12户人家。前敌总指挥部刚到潘州的当天，就接到张国焘签发的称“嘎曲河涨水不能过”的电文，这是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北上的一个明确信号。

据有关史料显示：9月9日“电报”传来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潘州喇嘛庙（即潘州经堂）开会，参谋长叶剑英借故将“电报”告知驻扎在约3华里外的毛泽东。

从9月3日至9月9日近一周的时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之间有关南进、北上路线争论最激烈的时期，也是长征途中电报来往最频繁的时期。

潘州前敌总指挥部遗址

21.阿西牙弄周恩来旧居（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8月6日，毛尔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的周恩来因终日忙碌，积劳成疾，得了肝炎，后演变为阿米巴肝脓疡，高烧不退，过草地时病情危重。过草地时他跟随后卫红三军（彭德怀部）行军。8月28日，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于昏迷中被战士们抬出草地来到阿西牙弄寨，并在此居住休养13天。

牙弄寨海拔较低、气候宜人，在当地有“好山好水”之称。周恩来居住在牙弄寨一户条件较好的民房中，命悬一线的他和夫人邓颖超最终在这里化险为夷。这期间，由于周恩来过草地后身体极度虚弱，党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他都没能参加。9月9日紧急会议以后，周恩来从这里坐着担架和党中央一起脱险。牙弄寨是一方面军司令部、红三军军部驻地，也是周恩来病情转危为安的地方。

周恩来在牙弄寨旧居

22.阿西牙弄红三军十三团警戒遗址

1935年9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党中央、毛主席秘密北上之际险象环生，一切都充满了变数，红一方面军之红三军完全有可能与驻扎在潘州、求吉一线的红四方面军之红四军、红三十军发生武装冲突。在这非常时期，红三军军长彭德怀连夜调遣十三团从阿西茸卓藏寺院赶到牙弄之巴西、阿西河岸警戒。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临危受命，带领全团将士夜驻巴西、阿西河岸，以防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

警戒遗址位于阿西牙弄降碑卡拉古城边，降碑古城与潘州古城遥相呼应。警戒前方是巴西河与阿西河的交汇处，河岸高耸，地势险要，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地。在葱郁中沉寂的降碑卡拉古城河岸，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一惊心动魄的时刻。

阿西牙弄三军十三团警戒遗址

23.阿西牙弄“百年水磨”

牙弄寨山脚下的牙弄水磨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当地有“百年水磨”之称。

1935年8月底9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三军驻扎牙弄寨时，军部主要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李富春等吃的青稞面均由这座水磨磨制。牙弄紧急会议后，叶剑英、杨尚昆于10日凌晨在此水磨边碰头后北上。

阿西牙弄“百年水磨”

24.钦多：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会聚点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求吉乡钦多（今巴西电站拦河坝）。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达两年的长征途中，三大主力由于各自的出发地和面临的敌情、环境不同，行军路线也各不相同。到了四川西北部，三大主力的行军路线才会聚到一起，其会聚点为求吉乡境内的钦多。

钦多藏语意为“河流交汇”，地处巴西河（隆钦河）与包座河的交汇处，位于松（潘）甘（肃）古道要道。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环境，决定了三大主力行军路线在这里会聚的历史必然性。

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军从巴西经钦多先行探路北上俄界；1936年8月初至8月中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过完草地经钦多到求吉出川北上，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纵队、徐向前率领的中纵队和董振堂率领的右纵队从上下包座经钦多到达求吉一线后出川北上。钦多是中国工农红军行军路线的首次会聚点，是红军悲壮的长征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行军路线首次会聚点（求吉乡钦多）

25.苟均桥（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求吉乡苟均寨边的求吉河上游，是一座木质伸臂式楼桥，当地人称风雨桥，也是求吉河上的第一桥，是当年松（潘）甘（肃）古道上的必经桥梁。

1935年8月底9月初，右路军到达巴西、求吉一线时，国民党为阻截红军北上，将求吉河上的数座桥梁拆毁，仅剩给嘎山下苟均寨旁的这座风雨桥。

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从风雨桥走过。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均从风雨桥出川北上，共和国历史上十大元帅中有9位元帅从这座桥上走过（陈毅在南方打游击）。苟均风雨桥至今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风格和主体框架，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段悲壮而辉煌的长征史诗。

苟均桥

26.唐克嘎曲河红军渡口遗址 

位于唐克镇索格藏村境内的嘎曲河姜壤。

唐克镇域内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是黄河流经四川的唯一地段。发源于红原县境内的嘎曲河是四川省若尔盖县境内黄河的最大支流之一，从源头至九曲第一湾共有14条支流注入，沿岸共有8个渡口。嘎曲是藏语音译，意为白河。

在红军长征史上，嘎曲河与红军北上或南下之争紧密相连。1935年9月3日，驻扎在阿坝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发给驻扎在若尔盖求吉潘州的陈昌浩的电文中称“嘎曲河涨水不能过”，开始明确反对中央北上。

1936年7月底，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将士从今阿坝县贾诺翻山到达今唐克镇索格藏村境内的姜壤渡口（姜壤是藏语音译，意为有柳树的渡口），并顺利地渡过嘎曲河。此外还有今红原县瓦切渡口，但瓦切渡口水流湍急，过去当地百姓一般都从姜壤渡口渡河。据史料记载：红军总司令朱德渡河后在河边住宿3天，等待与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会合后一起向班佑、巴西方向行进。

唐克镇姜壤渡口

27.中共西北局求吉寺会议会址

（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求吉乡原求吉寺院旧址。

1499年，康区朱倭地方高僧曲扎让波奉八思巴法王教旨来到当地，将该地方各小寺院合二为一，形成一座规模较大的萨迦派寺院。因高僧求吉曲扎让波之名而得寺名——求吉寺，因寺名而得地名求吉。在中国革命历史资料中，多将求吉寺写为“救济寺”。

1936年8月1日前后，走出草地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陆续在包座、求吉一线集结。

8月5日，中共西北局会议在一年前鏖战求吉、布满弹痕的求吉大经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刘伯承、周纯全、傅钟等西北局书记、委员。会议在讨论北进计划时，制定并通过

立即执行《岷洮西固战役计划》《作战前的整理计划》，作出《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议》。

求吉中共西北局会议是西北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也是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雪山草地召开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

西北局求吉寺会议会址